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建设一支政治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高素质干部队伍。202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干部教育培训作为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工程，既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2021年，干部教育学作为二级学科在若干高校试点设立，标志着党的干部教育实践开始向系统化、学理化的知识形态转化。学科的设立只是起点，能否真正立得住、走得远，关键在于能不能形成具有主体性、原创性和解释力的自主知识体系。新征程上，应坚持问题导向，以干部教育实践为根基，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导，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对干部队伍建设的新要求为牵引，系统明确干部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概念体系、理论框架、方法体系、知识生产机制和学术共同体，系统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在回应干部成长规律中彰显人民立场，在比较互鉴中贡献中国智慧，在把握时代大势中引领干部教育发展方向，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

一、锚定中国之问：为何中国实践呼唤自主的干部教育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回答中国之问，必须立足中国实践，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所塑造的独特干部教育实践出发，审视西方既有理论在解释这一实践问题上的固有局限，进而阐明治理实践为自主知识体系提供的深厚源泉。

（一）从历史积淀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孕育了独特的干部教育实践

干部教育学作为一门中国特色学科，其产生与发展根植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之中。从历史维度看，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始终与党的事业发展同向同行。延安时期，党在艰苦环境中创办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等干部教育机构，形成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为核心、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重点、以培养抗战建国人才为目标的教育体系，为干部教育自主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实践范式。新中国成立后，党建立覆盖各级各类干部的党校系统和干校系统，形成了分级分类、按需施教的干部培训格局，干部教育逐步走向制度化和规范化。改革开放以来，干部教育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任务，不断更新培训内容、创新培训方式，逐步构建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培训体系。进入新时代，党中央先后印发《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等文件，明确提出培养造就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的目标。这一独特的实践历程，为构建干部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丰厚的历史资源和坚实的实践基础。

（二）从理论比较来看，西方既有理论难以充分解释中国干部教育实践

长期以来，我国干部教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西方组织学习理论、人力资源开发理论、领导力理论等，这些理论虽然有一定启发意义，但面对中国干部教育实践时解释边界日益显现。一是价值取向不同。西方既有理论多将能力提升视为个体素质发展的结果，强调理性选择和工作绩效；而中国干部教育更注重组织培养、政治责任和公共使命，强调个人成长与组织需要、国家发展、人民利益的高度统一。二是理论范式不同。西方研究侧重技术主义，聚焦管理工具和技能训练；而中国干部教育不仅是能力建设过程，也是政治能力形成、价值认同塑造和组织文化传承的有机统一。三是研究视角不同。西方既有理论往往弱化政治因素和组织因素，难以充分解释“党的领导”这一核心要求，难以全面涵盖“理论武装”这一独特功能，难以深入揭示超大规模国家治理条件下干部培养的组织化逻辑。因此，中国干部教育研究不能停留在理论移植上，而必须立足中国干部教育实践，构建能够解释中国干部教育现象、总结中国干部教育经验、揭示中国干部教育规律的自主知识体系。

（三）从实践创新来看，新时代治理实践为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最深厚的源泉

实践创新是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根本动力。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干部教育必须走独特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高度依赖党的组织体系、干部队伍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协同推进，这就决定了中国干部教育必须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和国家治理需要，形成理论武装、党性锤炼、能力训练、实践历练等相统一的独特教育体系。另一方面，新时代治理实践对干部教育提出了大量现实命题。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重大任务，既是对干部能力的现实检验，也是对干部教育的时代追问。干部如何在复杂任务中形成政治判断和治理能力，组织如何通过集中培训、实践历练和经验传播提升整体行动能力，理论学习如何转化为解决问题的实际本领，这些问题必须立足中国治理实践加以观察、提炼和回答。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实践构成了干部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最深厚、最可靠的知识来源。

二、应答世界之问：干部教育学如何形成具有国际解释力的中国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回答世界之问，关键在于阐明干部教育学如何形成具有国际解释力的理论资源、实践经验和话语体系。

（一）在现实需求方面，全球治理变局呼唤新的干部教育理论资源

当今世界正面临治理任务复杂化、公共风险多发化、社会诉求多元化和数字技术深度嵌入治理过程等共同挑战，对公共部门人员的政治责任、组织协调、战略执行和群众沟通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传统公务人员培训理论主要关注知识更新、技能训练和绩效改进，对于公共部门如何形成共同价值、如何实现大规模组织学习、如何把制度目标转化为治理行动等问题，解释力仍显不足。从这一意义上看，干部教育学的价值不只在于解释中国经验，更在于为世界公共治理研究提供新的观察视角。中国干部教育形成了理论武装、政治训练、党性教育、实践历练和组织培养相结合的制度安排，干部教育学如能对此作出体系化学理化的阐释，将为国际公共治理、组织学习、政治发展和领导力研究提供来自中国实践的理论资源。

（二）在经验供给方面，中国干部教育实践为全球治理研究提供新经验

干部教育作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也为全球治理研究提供了新的实践样本和理论资源。一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武装转化机制，通过系统化的党的创新理论学习和党性教育，推动理论创新成果向治理能力转化。二是建立了覆盖广泛、运行高效的干部集中培训体系，通过党校教育、专题培训、轮训调训等制度安排，充分发挥大规模组织学习的制度优势。三是形成了组织学习与治理创新相结合的发展模式，使基层治理、数字转型和风险应对中的经验得到及时总结、有效传播和系统转化，形成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四是积累了基层治理能力塑造的丰富经验，通过调查研究、实践历练等方式，不断增强干部服务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些经验为理解公共部门能力建设、组织学习和治理效能生成提供了新的实践依据，也为国际学术界提供了不同于西方传统的治理研究新样本。

（三）在理论建构方面，推动中国干部教育经验上升为中国理论

干部教育的实践经验只有经过体系化、学理化的理论提炼，才能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成果。建设具有国际解释力的干部教育学，关键在于推动中国经验的理论转化。一要立足实践根基，从丰富实践中提炼具有原创性的标识性概念，围绕政治能力、理论武装、组织学习、调查研究、群众路线、组织动员、治理能力等核心范畴，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干部教育概念体系。二要把握理论逻辑，构建能够阐释干部成长和治理能力提升机制的中国理论框架，推动研究从经验描述走向机制解释，从政策阐释走向学理建构。三要增强传播能力，提升干部教育学的国际表达能力，在坚持中国立场和中国问题意识的基础上，与国际学术界展开有效对话、平等交流和建设性互动，使国际学术界能够理解中国干部教育何以形成、如何运行以及为何有效。

三、回应人民之问：干部教育学如何回应人民立场与治理需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干部教育以培育党和国家执政骨干为目标，贯穿其中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都指向服务人民、依靠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原点。建构干部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把人民立场内化为学科立场，把人民需求转化为研究问题，把人民群众的治理实践提升为理论资源。

（一）人民立场是干部教育学的价值立场

干部教育的根本目标，是锻造忠诚履职、担当作为、服务人民的执政骨干。党的干部教育始终紧跟党在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其成效也始终由人民群众和治理实践共同检验。第一，人民立场决定了干部教育的价值取向。干部的政治能力、群众工作等各项能力都蕴含鲜明的为民属性。领导干部能否站稳人民立场，直接影响其决策取向与治理成效。第二，人民立场决定了干部教育学的理论深度。西方既有理论侧重个体能力与管理技术的优化，难以诠释我国干部教育融合理论武装、党性教育、群众路线与实践历练的内在逻辑。构建干部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深入阐释干部如何通过教育培训筑牢宗旨意识，把马克思主义群众观转化为现实治理中的行动遵循。第三，人民立场决定了干部教育学的实践指向。干部教育的最终成效体现在能否切实维护群众利益，这就要求干部教育学必须把服务群众的实际成效作为检验学科价值的核心标准，推动理论研究始终围绕人民需求展开、始终指向治理实践深化。

（二）人民需求是干部教育学的研究导向

当前，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日趋多元，利益表达更加主动，参与治理的热情不断高涨。这种变化正在重塑干部能力结构，也为干部教育学划定了新的研究范畴。一是公共服务提质升级，要求干部强化精细化服务能力，在复杂约束中实现公共服务的精准供给与持续优化。二是各类风险交织叠加，要求干部树牢底线思维与系统观念，全面提升风险研判、应急指挥、组织动员和舆情回应能力，干部教育学也要深入探究风险治理能力的生成机制与培育路径，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提供学理支撑。三是社会治理结构变化，要求干部坚持党建引领与多元共治，综合运用法治方式和群众工作方法，在多元主体之间建立信任、整合资源、凝聚共识。四是数字治理全面普及，要求干部深刻理解数字技术的公共价值取向，使数字治理真正服务于群众便利和公共利益。此外，网络环境重塑群众工作场景，干部教育学应结合基层历练、案例教学等方式，深入研究新时代群众工作能力的培育路径。

（三）治理实践是干部教育学的问题场域

回应人民之问，最终要回到治理实践中的真实问题、回到人民群众的切身感受、回到基层一线的实际诉求。干部教育学若仅停留在政策阐释、经验总结和培训模式介绍，便难以形成具有学理支撑的原创成果。开展干部教育研究，必须牢牢把握问题导向、基层导向与实践导向。坚持问题导向，要聚焦群众反映集中的突出问题，剖析背后的干部能力短板、治理机制与制度运行症结。坚持基层导向，把基层治理一线作为知识生产的主阵地与理论创新的策源地，综合运用案例分析、过程追踪、对比研究等方法，还原干部能力在实战中形成的完整过程，总结提炼基层创造的有效做法。坚持实践导向，关注教育培训向治理效能转化的内在机制，深入分析课程设置、教学模式、岗位衔接等因素对学习成效转化的影响，推动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深度融合、相互赋能、协同发展。

四、洞悉时代之问：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干部教育学如何实现理论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干部教育作为党培养执政骨干、提升治理能力、推进事业发展的重要制度安排，需要在新的历史方位中回答新时代需要什么样的干部、干部能力如何养成、理论武装如何转化为治理效能、如何科学揭示干部成长规律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唯有立足时代前沿、回应时代呼唤，干部教育学才能在理论创新中实现自我超越。

（一）顺应时代变革，中国式现代化正在重塑干部能力结构

中国式现代化对干部能力结构提出了更加综合、复杂和动态的要求，正在从一般执行能力，向政治能力、战略能力、治理能力、创新能力、风险应对能力和开放竞争能力相互支撑的复合型能力结构转变。一是在发展方向上，干部要具备战略判断与系统谋划能力，在发展质量、效率、公平、安全和可持续之间把握平衡。二是在技术变革上，干部要提升科技理解与数字治理能力，在运用智能工具提升治理效能的同时，始终保持政治判断、价值判断和伦理判断的清醒坚定。三是在风险应对上，干部要强化底线思维与应急处置能力，有效应对公共卫生、自然灾害、金融波动、网络安全和社会舆情等交织叠加的各类风险。四是在全球竞争上，干部要拓宽国际视野与比较思维能力，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把握机遇、应对挑战、赢得主动。

（二）直面时代挑战，传统干部教育研究范式难以回应新的时代要求

面对新的实践要求与时代挑战，传统干部教育研究在解释力和建构力上仍存在不足。一是理论移植化较为突出，本土原创供给不足，对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的政治属性、组织逻辑和制度优势揭示不够，容易造成概念套用和解释错位。二是经验碎片化较为明显，系统集成能力不强，对经验背后的因果机制、运行条件和适用边界分析不足，难以形成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成果。三是方法单一化较为普遍，实证研究支撑不强，对干部学习过程、能力生成过程、培训效果转化过程的实证研究、追踪研究和比较研究仍显不足。四是学科边界较为模糊，独立话语建构不力，缺少清晰的问题域、概念域和方法域，还没有真正形成独立的学科话语。

（三）担负时代使命，干部教育学亟须实现理论创新的系统性突破

回应时代之问，干部教育学不能止步于对既有实践的被动描述和简单总结，而必须主动肩负起理论创新的时代重任。一是构建以中国式现代化为观照的理论框架，系统阐释干部能力建设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的内在关联，揭示干部成长规律与时代发展规律之间的深层互动。二是推动研究方法论的整体革新，在坚持规范研究、历史研究的基础上，拓展案例研究、过程追踪、比较研究、实证研究等多种方法，推动干部教育研究从经验描述转向机制解释，从定性分析转向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分析。三是强化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协同互动，密切关注干部人事制度、教育培训制度、考核评价制度的改革实践，从制度变迁中提炼理论命题，用理论成果指导和推动制度创新，形成理论研究与制度建设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五、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干部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以各学科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为主干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并运用和落实到教学实践中”。回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过程，正是干部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不断深化的过程。这一知识体系并非抽象的学科命题，而是植根实践、承载价值、回应现实、顺应时代的必然产物。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干部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关键在于将这些实践经验转化为系统化的学科知识，形成清晰稳定的学科边界，有效解释中国干部教育实践并经受实践的持续检验。立足于此，必须从研究对象、历史根基、标识性概念、理论解释框架、研究方法、知识生产机制和学术共同体等方面整体推进、系统谋划，真正形成具有主体性、原创性和解释力的干部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

（一）明晰学科边界，明确干部教育学的研究对象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首先要回答“研究什么”这一根本问题。干部教育学主要研究干部成长、干部培养和干部教育政策与管理规律，是深嵌于党的组织体系、干部制度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之中的专门研究领域。一要研究干部成长规律，揭示干部在党的组织培养、岗位历练和治理实践中不断成长的内在机理，回答干部如何成长、何以成熟、怎样形成履职能力等基本问题。二要研究干部培养规律，分析理论武装、党性教育、能力训练和实践历练如何作用于干部成长，揭示政治能力生成、理论武装转化和治理能力提升的内在机制。三要研究干部教育政策与管理规律，回答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和组织管理提升干部教育质量与治理效能。明确这一研究对象，是构建干部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逻辑起点。

（二）回溯历史脉络，夯实干部教育学的深厚历史根基

一门学科的自主性，离不开深厚的历史根基。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干部教育的丰厚实践，是干部教育学概念生成、理论建构和方法创新的重要源泉。这一历程中形成的坚持党管干部、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在实践中锻炼成长、坚持服务党的中心任务等经验，是干部教育学最宝贵的本土知识来源。夯实历史根基，既要推动历史叙事的学理化，提炼制度逻辑、组织逻辑和育人逻辑，也要推动历史经验的现实转化，使好传统、好做法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从陕北公学一路走来，始终将干部教育作为与生俱来的红色基因和看家本领，将校史中的红色资源转化为现场教学点，开发“校史中的党纪故事”“延安十三年与中国式现代化”等专题课程，使红色历史转化为干部教育学知识资源的重要来源。

（三）凝练本土范畴，形成干部教育学的标识性概念体系

一门学科能否自立，关键在于是否拥有属于自己的概念体系。干部教育学的标识性概念，应当从党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的长期实践中生长出来。政治能力、理论教育、党性教育、群众路线、调查研究、组织动员、实践历练、系统治理能力等，都是植根于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实践、承载特定政治内涵和制度意蕴的概念范畴。形成标识性概念体系，不能满足于术语罗列，而要对核心概念进行学理阐释，说明每一个概念的历史来源、实践基础、理论内涵和适用边界，梳理不同概念之间的内在关系。例如，理论教育侧重思想引领和政治认同，党性教育侧重价值塑造和纪律意识，实践历练侧重能力生成和行为转化，组织动员侧重组织体系对干部行动能力的塑造。只有形成层次清晰、相互贯通、解释有力的概念群，干部教育学才能真正用自己的语言讲清楚自己的道理。

（四）完善逻辑框架，打造干部教育学的理论解释体系

有了标识性概念，还需要形成能够统摄概念、解释现象、揭示规律的理论解释框架。这一框架应围绕干部成长、干部培养和干部教育政策与管理三大基本问题展开，贯通个体成长、组织培养和教育管理全过程。第一，构建干部成长解释框架，揭示个人禀赋、组织环境、岗位责任、实践任务和制度激励等因素如何共同作用于干部成长。第二，构建干部培养解释框架，重点阐释执政骨干培养、政治能力生成、理论武装转化等核心机制，将干部培养从经验性做法上升为可解释的理论问题。第三，构建干部教育政策与管理解释框架，将政策、课程、教学、评价、组织和技术纳入统一分析框架，解释制度设计如何转化为培训实践并进一步转化为治理效能。由此形成的理论解释框架，应当是以干部成长规律为基础、以干部培养规律为核心、以干部教育政策与管理规律为支撑的整体性体系。

（五）革新研究范式，推动干部教育学方法体系创新

研究方法是学科知识生产的重要支撑。推动干部教育学研究方法创新，关键在于增强问题意识、过程意识和证据意识。一是强化规范研究和制度分析，围绕党的组织路线和干部教育培训制度展开规范分析，阐明干部教育的价值目标、制度逻辑和实践边界。二是深化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在中外比较中凸显中国干部教育的制度特征、组织优势和理论价值。三是发展案例研究和过程研究，揭示教育培训作用于干部认知变化与能力提升的内在机制。四是加强行为研究和学习研究，借鉴学习科学、认知心理学等方法，研究干部在治理过程中的真实表现与能力形成规律。五是完善评价研究和实证研究，建立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多源数据提高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可检验性。只有把规范分析、历史解释、案例提炼、过程追踪、行为观察、实验研究和数据验证有机结合，干部教育学才能真正具备应有的解释力、检验力和理论生长能力。

（六）坚持知行合一，构建治理实践驱动的知识生产机制

干部教育学要回答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必须建立治理实践驱动的知识生产机制，形成“实践出题、研究解题、成果转化、实践检验”的循环链条。实践出题，即在基层治理、风险防控、公共服务、数字治理等实践场景中发现干部能力短板、教育培训需求和制度运行问题。研究解题，即依托有组织科研和跨学科协同，把具体问题提炼为学科命题，推动经验材料转化为概念与理论框架。成果转化，即推动研究成果进入课程、教材、案例、评价标准和政策咨询，使理论研究服务干部教育培训实际。实践检验，即把成果放回干部教育和治理实践中接受检验并持续修正完善。中国人民大学持续扎根治理实践，积极探索“高校+党校”的合作模式，带领干部深入基层一线开展沉浸式教学，将鲜活实践转化为课程体系和原创性教材，形成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知识生产闭环。

（七）凝聚发展合力，培育中国特色干部教育学学术共同体

自主知识体系不仅是一套理论体系，也是一种学术组织体系和知识生产共同体。干部教育学尚处于起步阶段，亟须凝聚多方力量形成学科建设合力。培育干部教育学学术共同体，关键在于推动党校、高校、组织部门和研究机构等协同联动、优势互补，着力搭建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专门学术期刊、系统案例库、成体系教材、实践教学基地和数据资源平台等基础平台。中国人民大学自承接干部教育学二级学科试点任务以来，通过课程创新、多学科融合、案例库建设和信息化平台搭建，逐步形成了理论与实践并重、科研与教学互动的育人机制。在教材建设上，联合浙江大学、四川大学开展教材体系建设，牵头编写“中国特色干部教育学研究文库”；在学术交流上，定期举办干部教育学学科建设论坛、并于2025年成立干部教育学研究中心，推动有组织科研和标志性成果产出；在实践转化上，依托全国干部教育培训高校基地，承办中央和国家机关司局级干部专题研修班、教育部直属机关干部专题研修班等，为干部教育的知识生产和实践转化提供了鲜活经验。

面向未来，干部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道路，扎根干部教育和国家治理实践，围绕干部成长、干部培养和干部教育政策与管理规律，在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中不断增强解释力、支撑力和影响力，为培养造就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提供更加坚实的学理支撑。